宫崎市定（1901—1995），日本历史学家、汉学家，京都学派史学集大成者。1922年进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学习，师从内藤湖南、桑原骘藏等人专攻东洋史，1936年赴法留学。1944年任京大教授，先后任巴黎大学、哈佛大学、汉堡大学等客座教授。曾荣获有“汉学诺贝尔奖”之称的儒莲奖、日本学士院奖和文化功劳者奖章。在日本和国际汉学界，他的著述被广为阅读和引用，司马辽太郎、松本清张等都是他的书迷。代表作有《中国史》《科举》《九品官人法研究》《亚洲史概说》等。
历史的起源
历史应从何处展开？这一问题最终要归结为历史能够追溯到何处这个问题。为了探知由于缺少记载和传说而不为人知的遥远的上古时代的历史，人们不得不依靠考古学这种以遗物、遗迹为唯一材料的方法进行研究。即便存在有关上古历史的文字记录，也多是民间传说，研究者在无法确定材料能否真实反映历史事实时，有必要以神话学的研究方法对其加以考证。与其他地区的历史相比，亚洲的历史自最久远的古代开始，就留存着不少相当明确的历史资料。但尽管如此，在亚洲史的深处，人们至今仍无法探知的悠久、未知、晦暗的历史年代仍在沉睡，而照亮这一神秘世界的一缕光明，就是在爪哇岛和北京等地发掘出的最古老的人类骨骼化石。此外，在世界其他地区出土的史前人类的遗迹和遗物，虽然其形态极不完整，但也以实物的形式为我们讲述了人类社会所经历的从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向金属器文明时代发展的历程。人类开始使用金属器具之际，国家也开始形成，这一现象具有普遍性。不过，由于地区和民族的差异，国家形成的年代也存在先后之分。从最初单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自然结成的氏族团体，逐渐发展为有管理、有秩序的国家体制，对于氏族团体内部的每个成员来说，这一过程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在此过程中，物质文明得到跨跃式的发展，而与此相伴出现的必然是人类生机勃勃的精神运动和持续不断的创建国家的意图。即便当时的人类可能未留下任何文字记录，但他们旺盛的精神活动会催生诗歌和文学，其鲜活的风貌会通过口耳相传，为子孙后代所继承。所以，对于这个时代之后的历史，学者们不再单纯依赖考古学的方法探查遗迹和遗物，而开始将古代人活跃的精神产物——神话或传说——作为直接的研究对象。国家与历史
真正的历史可以说始于国家的形成。人类历史上最初的国家形态之一是城邦。城邦的出现，是由于生活在狭小地区的人们倾向于聚集到城市中，这座城市就逐渐变成一个政治上、经济上独立自治的国家。在古代亚洲，这种城邦的分布十分广泛，西起美索不达米亚，途经波斯、中亚和印度，东至中国北部的黄河流域平原。城邦几乎从不以孤立的形态存在，大多是由数量众多的城邦结合在一起，形成国家联盟的形态，每个城邦都追求自身对于其他国家的领导地位。这个居于领导地位的中心国家就是所谓的“霸者”，霸者所持有的领导权即为霸权。强国之间存在争夺霸权的现象，在西方的希腊、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印度的恒河流域平原以及春秋时代的中国北部，这种现象都有鲜明的呈现。在城邦时代，民族问题尚不具有极端的重要性。换言之，在这一时期，历史性的民族尚未形成。不过，在这一时期还有更重要的问题：一是文明处于先进状态的城邦群体与文明处于落后状态的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问题，即都鄙对立的问题；二是存在于国家内部的阶级对立问题；三是城邦群之间的对立问题，即国家间的离合关系问题。但是，随着城邦逐渐吸收了来自其外部的非城邦性要素，其内部的阶级对立逐渐消解；与此同时，近邻城邦之间的结合在维持了较长的一段时间之后，逐渐使单个城邦丧失了政治上、经济上的独立自主地位；而当整个城邦群都不再独立自主，拥有广阔领土的国家也就随之形成了。这种领土国家普遍是以一个自然形成的血缘团体为基础的，但反过来，领土国家的形成也强有力地将其领土上的人民塑造成了一个民族。所谓历史性的民族，也就由此出现了。民族与历史
民族绝不是先天性的产物。换言之，它不是通过血统的差异就可以自然确定的，而是由更大的历史环境塑造出来的。对于民族的界定，血缘当然是重要因素，但除此之外，政治或文化，特别是文化中的语言、宗教、风俗等要素，也是极其重要的。所谓“纯粹的民族”，并不是指在医学上具有类似骨骼体质的人群，它在更多的情况下指的是在思想和信念层面得到了统一的历史性民族。城邦最终会自行解体，实现民族的大同与团结，促成拥有广阔领土的大帝国的形成。不过，世界上也存在着未经历这一过程的民族或国家，它们从原始的氏族社会的历史阶段，直接发展到民族统一、大国形成的阶段。西方的日耳曼人、斯拉夫人，亚洲的突厥、蒙古、满族等北方民族，大多走的是这种路线，它们未经历城邦的发展阶段，直接确立了大民族和大国家。民族国家形成过程的两大类型
氏族团体经历了城邦的阶段而结成民族国家和未经城邦阶段而直接结成民族国家，这两种情况中的民族国家，其性质普遍存在着较明显的差异。由于城邦规模较小，为了确保其独立自主，城邦中的成员必须具有强烈的爱国心；而城邦的灭亡，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爱国心的消亡。当人们对城邦的爱国心消失之后，取而代之的一方面是具有强大向心力的个人主义，另一方面是模糊的睦邻之情乃至世界主义。在一度取得过健全发展的城邦的基础上形成的大国，即便是以单一民族为根基，其民族意识也会相对淡薄，而社会意识则会相对浓厚。这种民族国家对继承自城邦时代的古老文化感到自豪，并倾向于以文化的有无，将自身区别于周边的其他民族。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和东亚的中国就是典型的例子。与此相反，从氏族团体阶段直接进入民族国家阶段的民族国家，其所建之国是最初的国，其民族的结合也是最初的结合。在这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背后，是其民族精神的跃动，这在其建国事业的规模上也展现无遗。其国民第一次要作为一个大民族的一员经营国家生活，因此，他们为国家效力的热情也格外强烈。兴起于亚洲北部的满、蒙、突厥系诸民族的国家，即属上述情况之典型。但是，这些民族大多是游牧民族，其弱点是缺乏固有的先进文化。这些民族屡屡南下，并曾多次征服中原社会，但不久之后反而会在文化上被中华文明征服，他们的文明化往往会导致自身的衰亡。古代史之发展与中世史之停顿
上述农耕民与游牧民、先进国与后进国之间的对立乃至相克，在历史上以征服与被征服、影响与被影响的形态，在东西方各个地区多多少少都有所体现。但历史并不是单一现象的简单重复，为了实现人类的理想，人类社会的发展即便会出现一时的进退，结果仍都是一步一步朝着目标前进的。无论是否经历城邦的发展阶段，基于地区与血缘的古代民族的形成，都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转折点。此后，古代民族逐渐确认了相互间的存在权利，并共同形成了一个古代世界，这标志着人类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各个民族从孤立走向结合，从排他走向妥协，于是就有了波斯对西亚的统一、秦汉对中国的统一以及其他地区的类似经历。今日之疆域大于昨，明日之疆域更大于今，古代国家就这样反复不断地实现对各个地区的统合。但是，当这一古代史的进程发展到顶点之际，就会出现在表面上完全逆转古代史发展模式的中世的停顿时代。也就是说，至此为止不断扩大的被统合的民族及地区，在来自外部的新的冲击之下，开始出现分裂的倾向。于是，秦汉帝国分裂为三国与南北朝，波斯帝国分裂为东、西两部，欧洲也同样出现了罗马帝国的分裂。从表面上来看，古代之后的中世是一个停顿的时代，它好像将华丽的文化发展都让给了古代。但中世绝非人类的沉睡期，统一的大国在政治层面被分割为适当的小区域，这反而更有利于人们充实自己的精神生活，并为即将到来的新的历史阶段——近世——做好准备。在世界历史上，最早开始从事具有近世意味的政治活动者是生活在西亚的阿拉伯人。在稍晚的时代，宋代的中国人也开始了近世史的发展历程。
交通与历史
对于历史的发展来说，最重要的要素是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之间的交通往来。形成于某一地区的民族，往往会在血缘或历史上继承祖先的禀性，并据此行动，周遭的自然环境也会对其产生影响，引导或限制其活动。但是，历史的运动并不局限于此，每个地区与外界的交往，反而会发挥重大的历史推进作用。民族、国家之间的相互接触和往来，意味着二者之间存在着生存竞争的关系。人类的文明通过竞争得以进步，这一点是不容忽视的事实。在有史籍记载以前的更为久远的时代，人类曾在地球表面的大部分地区生活过。以往学界还曾就人类的起源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这一问题发生过争论，但从地质时代的时间跨度和气候的变化情况来看，这个问题远非历史学层面的问题。与此相似，学界也曾发生过有关人类文化一元论和多元论的争论，但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交通往来的重要性，这个问题估计也就自然消解了。如今，在生活于地球上的人类当中，进化水平最低者是那些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身处世界交通圈之外的民族，即生活于欧亚大陆北部的西伯利亚、非洲大陆南部以及澳大利亚的原住民。他们在智识上的落后，一方面是遗传的禀赋所致，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被排除在世界交通圈之外，缺少文化上的刺激。除了这些地区，居住在欧亚大陆以及非洲北部的民族在智识上相对进步，其原因就在于他们进入有史籍记载的时代以后，多多少少都营建起了能够与外界文明接轨的交通系统。进一步来说，从西北的北欧、西南的北非，到东北的日本、东南的南洋诸岛，这一带状区域自古就是一个文明圈。在文明圈内部，各地区人类的智能水平并不存在特别明显的差异，因为在某个地区发展起来的文化，很快就会传播到邻近区域。不过，在传播的过程中，就像中国的淮南之橘一样，文化传播得越远，其原型越容易发生变化或弱化，这是在所难免的。要而言之，在世界各地不同的自然环境及各民族风格迥异的禀性的作用下，每个地区都形成了自身特殊的文化。有时北力和南力是主流，有时则以西力和东力为主导，而时势再度发生变化时，形势也会发生逆转。以往的史书往往以都市生活为文明，以游牧生活为野蛮，认为二者之间存在决定性的差异。但这只是以十年为单位的、对短期的时代变迁进行观察后得出的结论。如果我们以百年为单位，以长远的历史眼光来审视，历史上的那些游牧民族与定居生活的民族之间，在智能水平方面几乎不存在任何明显差异。例如，蒙古人与满人曾被汉人视为未开化的夷狄而受到排斥，但他们一旦移居到了中原，在几代人的时间里就涌现出了许多中原汉人所不能及的豪杰之士。又如欧洲的日耳曼人与斯拉夫人也曾是最落后的、未开化的民族，他们的生活水平达到世界平均水准还是近几百年的事情。但如今，他们已经成为争世界文明之先的优秀文明的所有者。也就是说，早期的游牧民族虽然通过世界交通获得了最低程度的文明刺激，但由于当时被排除在世界交通的大道之外，所以其优秀的文明潜质在一定时期内受限于周围的环境而未能得到充分发挥。因此，我们须知，当一个民族或国家打破沉默而开始有所行动时，常常是以与外界的接触为前提的，而世界史的发展契机也正在于此。对一个民族或国家的界定，仅仅以其在地球上所占据的地区为据是不充分的。因为这些民族或国家同时也在世界交通体系的若干部分中扮演着支配者的角色，这一点是不可忽视的。假如一个民族或国家支配的交通线虽然短小，却是世界交通体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那么这个民族或国家也必然在世界史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以往的史家总是倾向于认为，欧洲与西亚、西亚与东亚完全是相互孤立的。如果情况并非如此，那么让我们假设某个地区是世界文明的发源地，其他所有地区的文明都不过是这一文明的支流，那么这些支流文明难免会被认为是比主流低劣的。但事实上，人类的智能水平几乎是均等的，先进国未必能常先进，后进国亦未必永落后。先进国之优越地位也常因交通因素而被后进国超越，世界史之发展与进步亦可以由此得见。从史前的石器时代开始，东亚和欧洲之间就已经发生过文明的移动和传播，这一点可以通过考古遗物得到证实。此后，随着人类智识的不断进步和交通便利程度的日益提高，世界各个地区相互之间或直接或间接地发生着密切的联系，各个地区的文化相互刺激、相互启发，直至今日。在此过程中，无论是在历史还是区域层面而言，世界历史上的亚洲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这一点可以在以下的论述中得到证实。亚洲史是什么
对于以下所要论及的亚洲史，或许会有读者对立论的可能性怀有疑问。因为亚洲内部存在相互独立的多个文化中心，即使大而化之，也至少可以举出西亚的波斯-伊斯兰文明、东亚的中华文明、居于其间的印度文明以及东端的日本文明这四种文明形态。而且，这些文明是相互差异相当明显的文明体，在语言、宗教、思想、文学等方面都有着各自独特的性格。因此，怀疑这些异质性的文明系统能否集结在一起，并形成一个整体性的历史，无疑也是至当的。但是，这些文明是不是在完全不相关的状态下孤立地发展起来的呢？如果确实如此，那么编纂亚洲史也不过就是把中国史、印度史以及其他几个独立文明的历史的单行本进行合订罢了。但我并不是这样理解历史的。我认为，对自身历史有记录的民族或国家通过交通这一纽带，已经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它们在相互启发、相互竞争、相互援助的过程中发展至今。就像杉菜和笔头菜一样，二者虽然在地面以上有着不同的形态，但在地下却有着共同的根干；又如蚕与蝶，二者虽然在形态上是完全不同的生物，但破茧而出的蛾与蝶却属于同一个昆虫类别，二者身后承袭的是生物进化的同一个系谱。更不用说人类了，人与人之间甚至都不存在蛾与蝶之间的区别，人类文化虽然看上去不同，却绝不应被视为完全孤立于彼此的东西。因此，在把时代差别和地区差异都考虑在内的同时，我试图建立一个能够统合这些文化的系谱。当然，亚洲史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上述几点，而在于亚洲史能否从人类整体的历史中被切割出来，仅作为亚洲这一单个地区的历史加以叙述。如果世界史之外不存在真正的历史，如果我们只有在眺望人类整体时才能发现真正的历史，那么亚洲史确实是局部的、不完整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亚洲史没有存在的必要。例如，假设日本史是一个整体，那么在此整体之下必然还存在着乡土史；假设一府一县的历史可以成立，那么东北日本史、西日本史便也有存在的可能。当然，这些地方史都必须以国史的整体存在为默认前提。从这种意义上说，亚洲史也是一种乡土史。我之所以关心亚洲这一地区，一是由于日本位于亚洲的东端，所以为了更好地了解本国历史的真面目，首先有必要阐明其所在地区的历史属性，这一点毋庸赘言。除此之外，由于欧洲的历史已经得到了各方面的探讨，且看上去可以直接作为世界史的一部分，而亚洲史的相关探讨却明显滞后，亚洲尚未找到自身在世界史上应有的位置，处于一种低迷无措的状态。所以我认为，即便只是整理现在已有的知识，厘清知识之间内在的相互关系，也能在究明亚洲史的世界史意义方面有所进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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